嵬名央殊

安長寒,表字祺川。
年齡不詳。

Lron Kingdrom前言

发了不少此书的译稿了,今天重读前言觉得很有思想深度,所以把前言发上来同大家分享。
(小标题系译者总结,仅供参考)

【盟军对普鲁士的处置及其原因】1947年2月25日,柏林盟军管制委员会签署一道法令正式废除普鲁士政权。从此以后,普鲁士永远成为了历史。
普鲁士政权,自古以来就是德国军国主义及反动的代表,已经在事实上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和平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管制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ARTICLE1:废除普鲁士政权及其中央政府和行政部门。
盟军管委会的46号法令不仅仅是一条行政命令。在将普鲁士剔出欧洲地图的过程中,盟军对其作出了裁决。普鲁士不只是一个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或萨克森那样的德意志邦国;它是欧洲“德意志噩梦”的来源,也是阻碍德国走向和平及政治现代化的罪魁祸首。“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1943年9月21日丘吉尔对英国国会说,“而普鲁士是万恶之源。”因此普鲁士的废除就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必要措施。它的历史是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块重石。
【战前普鲁士的进步形象】消除这种错误的意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普鲁士主要被人们描述成一个进步的国家。新教史学家称赞普鲁士是理性、进步政府的模范,是从哈布斯堡奥地利以及波旁法国的枷锁中解救新教徒的解放者。他们将1871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视为德国宗教改革后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最好的归宿。
【Nazi对普鲁士历史的影响及“特殊道路”理论】1945年后,Nazi的罪行为德国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种对普鲁士传统的美好印象也逐渐凋零。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认为Nazi并非是一场意外事故,而是“(普鲁士)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自认为是一个“被选举上台(elective)的普鲁士人”。这一观点还认为德国在近代未能按照“正常”道路(即英国、美国、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建立起一种较完善的相对自由的政治制度。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法国、荷兰的传统精英阶层及传统政治制度被推翻,但是这并未在德国获得成功。相反,德国走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而这种道路在Nazi12年的独裁统治中达到高峰。
普鲁士就是这种特殊道路的载体,所以普鲁士在德国政治的畸形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欧洲的革命年代里,容克、贵族地主这些在政府、军队和乡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利益集团幸存了下来,其权力结构并未被完全打破。而这对普鲁士乃至德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反自由和宽容的政治文化,一种尊崇权力更甚于尊崇法定权利的倾向,以及一种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种特殊道路的根本是一种不平衡或是“不完善”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治文化的发展未能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和革新并驾齐驱。从这一方面来讲,普鲁士是给德国和欧洲带来灾难的元凶。普鲁士将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印在了新生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身上,扼杀了德国南部相对自由的政治文化,使德国的近代政治制度在极端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普鲁士的威权主义、奴性、顺从等特质为民主制度的夭折和独裁专制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右派政治家试图为普鲁士平反】这种观点遭到了试图为普鲁士平反昭雪的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主要是西德的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他们对普鲁士的进步成就大加赞扬——廉洁的行政部门,宽容的宗教政策,一部被德意志诸国推崇效仿的法典(1794年),在当时的欧洲(19世纪0出类拔萃的识字率以及一个具有模范效率的官僚系统。他们鼓吹普鲁士在启蒙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在历史转折点改造自己的延展力。他们认为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普鲁士军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以此作为驳斥“特殊道路”理论强调的“普鲁士奴性”的论据。他们所描述的普鲁士并非白璧无瑕,但是它和Nazi建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对普鲁士历史意义的再讨论】1981年在柏林举办的轰动一时的普鲁士特展将这种历史怀旧推向了高潮。一间间展厅里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和文本,游客们能通过这些来重新感知普鲁士的历史,这些资料是由一队国际学者收集的。其中包括军事装备,贵族谱系,宫廷和战争绘画,拥有一些以“宽容”“解放”“革命”为主题的展览馆。这次展览的目的并非是表达对往昔的追忆(虽然在左派批评家看来这种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而是为了使光明与黑暗能达到一个平衡,从而使普鲁士的历史国家客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对这次特展的报道——政府文件和大众传媒——着重探讨普鲁士对当代德国的意义。大量研讨都将注意力放在普鲁士的现代化进程能为德国提供什么经验教训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尊崇普鲁士的“美德”——比如公正的行政机构和宽容的政治原则——但是应当将那些瑕疵(如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传统)从普鲁士传统中分离出去。
【普鲁士的争议持续不断】尽管普鲁士逝世已久,但人们对它的争论却有增无减。1989年后德国的再统一以及之后的迁都——从天主教的,西部的波恩迁到新教的,东部的柏林——使人们担心普鲁士的效力可能会再次失控。“老普鲁士”的精神会不会阴魂不散缠绕在德意志共和国身上?普鲁士已死,但是“普鲁士”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卷土重来。普鲁士其实已经成了德国右派的政治标语,他们将老普鲁士的精神作为医治当代德国“方向迷失”“价值观缺失”“政治腐败”和集体认同感下降的良方。但是对多数德国人来说,“普鲁士”仍然是“德国噩梦”的代名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傲慢自大和反自由主义。无论何时普鲁士的标志性特质再次开始发挥作用,关于普鲁士的争议就会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1991年4月在无忧宫举行的腓特烈大帝的葬礼以及在柏林市中心重建霍亨索伦宫殿计划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
注:二战末,为了防止腓特烈大帝的灵柩被苏军破坏,遂将其转移至霍亨索伦-赫辛根(Hechingen),1991年签回,并且在无忧宫按照腓特烈大帝的遗愿(与他的爱犬一同埋葬在无忧宫)重新安葬。
2002年2月,德国正在进行合并柏林和勃兰登堡邦政府的讨论,阿尔芬.泽尔(Alwin Ziel),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登堡政府部长,他的一句对于此事的评论引起了轩然大波。“柏林-勃兰登堡,”他说,“太冗长了,为什么不直接叫‘普鲁士’?”这一提议引起了热议。有人担忧普鲁士会死灰复燃,整个德国的电视访谈都在谈论这一问题,《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以“普鲁士是否应存在?”(DarfPreussen sein?)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汉斯-乌利希.韦勒(Hans-Uleich Wehler)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撰稿人(“特殊道路”理论的重要支持者),他以“普鲁士毒害了我们”为主题写了一篇痛斥泽尔的文章。
【Nazi角度及二元评价的不合理性】要想理解普鲁士的历史,这些问题是绕不开的。德国二十世纪遭受到的灾难到底和普鲁士有多大关系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需从希特勒夺权的角度来评判普鲁士(或其他邦国)的历史。另外,从二元角度评判普鲁士,赞扬其光明,,批判其黑暗也是不可取的。当前的一些争论(甚至一些历史作品也是如此)中的两极化判断都是存在问题的,不仅是因为它们忽略了普鲁士历史的复杂性,还因为它们将普鲁士历史压缩成了德国罪行的国家目的论。然而真相却是,普鲁士在成为德意志的一员之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权国家。德意志国家不是普鲁士的成就——这是本书的主题之一——而是它的衰落之因。
我或许不会试图将普鲁士的美德及罪行区分开来或是使两者达到平衡。我不指望能为现在或未来提供什么政治或道德方面的经验教训。本书读者既看不到反普鲁士论文中的恐怖、好战的白蚁群,也看不到亲普鲁士传统中的温暖的壁炉。作为一个21世纪的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澳大利亚学者,我很庆幸无须为普鲁士痛心疾首,也无须为它摇旗呐喊。总而言之,本书试图探究影响普鲁士兴衰的那诸多力量。

【普鲁士是一个人工国家】近年来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民族国家【nation】和政权[state])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人工创造物。国家是一座“大厦”,集体认同感是其建材,而这种所谓的集体认同感是由意志行为(acts of will)锻造出来的。没有哪个近代国家比普鲁士更契合这一理论:它由数块分散的土地组成,没有自然疆界,也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而普鲁士间歇性的领土扩张带来的周期性的艰难的人口同化(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新人口对国家的忠诚)又加剧了这种困境。铸造“普鲁士人”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工程,但是这一工程在普鲁士正式灭亡之前很久就已经衰落了。就算是“普鲁士”这一名字本身也是一个人工产物,它的来源并非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核心领土(勃兰登堡边区马克),而是霍亨索伦家族西部的一个同勃兰登堡并不毗连的波罗的海公国属地。它更像是勃兰登堡选侯在1701年加冕之后获得的一个标识。普鲁士传统的本质就是没有传统。这样一个抽象、无根的政权是如何变得有血有肉的,它又是如何赢得国民的忠诚的——这些问题是本书的中心之一。
【普鲁士中央政权的人工性,是一种即兴创作】“普鲁士”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代表一种专制主义秩序,普鲁士的历史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国家计划,霍亨索伦家族根据这一计划建立了普鲁士这一专制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鲁士政权从中世纪的混乱无序中崛起,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的,无所不包的井然秩序。本书试图反驳这一观点,并且以一种使普鲁士的有序和无序都能各得其所的方式解读它的历史。战争——怕是一种最典型的“无序”——它几乎贯穿普鲁士的整个历史,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中央政权的兴衰。普鲁士政权的巩固其实不得不被看做是一种王朝或(不稳固的)社会大背景中的无计划的即兴创作。“行政管理”时常指代控制动荡的能力。即使到了19世纪,普鲁士中央政权在许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普鲁士中央政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权”是普鲁士历史的边角料。相反,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政治文化的人工产品,一种反射意识的产物。这也是普鲁士的独特之处,普鲁士在发展过程中其中央政权一直在试图证明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比如,大选侯在17世纪中期曾说君主政权机关内部的中央集权是抵御外侮最可靠的保障。但是这一主张(有时会被史学家冠以“外交政策的至高性”的主题加以重申)其实也是中央政权发展演变的故事之一(story);也是这位诸侯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一个借口。
换言之:普鲁士政权的发展史也是它的历史记述的发展史,普鲁士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编写着它自己的历史,甚至创作出了比它本身更精细的历史叙述(叙述它走过的轨迹和当前的目标)。19世纪早期,在法国革命的冲击下维持普鲁士行政机关的需要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凸显。普鲁士政权将自己塑造成了历史进步的载体,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现代化的典范。但是在当时受过教育的民众看来,中央政权的权威和至高性并没有对广大人民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普鲁士崛起的脆弱性】普鲁士先天的孱弱同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勃兰登堡游览的旅者,时常会为这里匮乏的自然资源和粗野的乡镇风气感到震惊。勃兰登堡政权的卓绝很难从其早期的贫弱中看出端倪。“应当有人将现在发生的一些事记录下来,”伏尔泰(Voltaire)在七年战争(1756-63)初期写道,当时他的朋友,普鲁士的腓特烈国王正在同由法国、俄国、奥地利组成的联盟对抗。“也许我们应该解释一下这个散沙一样的勃兰登堡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同比它强大的力量对抗的,而对抗它的力量比往昔反对路易十四的力量还要大得多。”普鲁士政权所运用的强权同其国内资源极不协调,这或许能解释普鲁士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强盛和虚弱的交替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普鲁士时常同那些辉煌的军事成就联系在一起:罗斯巴赫(Rossbach)、洛伊滕(Leuthen)、莱比锡(Leipzig)、滑铁卢(Waterloo),凯尼格列茨,色当(Sedan)。但是勃兰登堡-普鲁士也时常处在毁灭的边缘:三十年战争期间,七年战争期间以及1806年拿破仑将国王赶到了王国最东边的默默尔(Memel)。军事崛起的年代时常伴随着长期的收缩与衰颓。普鲁士的非凡成功的另一面是持久的脆弱,这种脆弱是普鲁士中央政权的一个独特的印记。
本书论述的是普鲁士的兴衰。只有通过对其整个历史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普鲁士的兴盛之“勃”及衰亡之“忽”。
       
          转自贴吧by北美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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