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on Kingdrom父子相争
三十年战争后的霍亨索伦王朝内部有两大显著特点。
霍亨索伦王朝的政治理念具有惊人的传承性、连续性。从大选侯到腓特烈大帝，历代君主都将他们的政治事业视为祖辈事业的继续，每一位统治者都将前辈未竟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因此祖辈所追求的东西也会成为后辈追求的目标之一。
不过这种连续性时常被家族内部的父子之争所掩盖。这个问题大概产生于17世纪30年代，格奥尔格.威廉统治末期，当时选侯的继承人，腓特烈.威廉，害怕父亲让他与一位奥地利公主结婚，拒绝离开荷兰返回勃兰登堡。他甚至怀疑施瓦岑贝格侯爵正在密谋刺杀他。最终，腓特烈.威廉在1638年回到柯尼斯堡的父亲身边，但是父子之间的隔阂已无法弥补，格奥尔格.威廉不让他干预国家政务，完全把他当做一个陌生人。大选侯在给继承人的遗嘱中写道，如果他没有被父亲冷落，他的政治生涯初期不会如此艰难。
这种危机同样出现在大选侯统治末期。大选侯并不很看好他的继承人腓特烈——他最喜欢的是年长一些的查尔斯.伊曼纽尔，不过他在法国战争（1674-5）期间死于痢疾。查尔斯.伊曼纽尔天资聪颖，深孚众望，尤其具有军事天赋。而腓特烈则比较敏感冲动，身体还有些许残疾。1681年，腓特烈24岁，已经结婚，选侯对一个外国公使说：“我这儿子一无所长。”
父子关系又因为腓特烈与继母，荷尔施泰因的多萝西娅之间的猜忌与冷漠变得更加复杂。腓特烈是他母亲最喜爱的儿子，但是在她死后，继母又为大选侯生育了七个孩子，她自然希望选侯能更偏袒她的这几个孩子。在多萝西娅的鼓动下，大选侯最终同意立下一道将领土分割给几个年幼的儿子的遗嘱，不过腓特烈继位后这道遗嘱被他隐瞒并撤销。
大选侯最后十年的生活充斥着紧张的家庭危机。1687年，腓特烈的一个弟弟突然死于猩红热，这使选侯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腓特烈的猜忌这时已成了妄想症，他坚信他的弟弟是被毒死的，为了扫清继母儿子上位的障碍，他即将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期间，他时常腹痛，大概是因为他吃了许多药来防止中毒。宫廷逐渐被谋反的谣言笼罩，腓特烈逃到了汉诺威（他妻子的娘家），拒绝回到柏林。大选侯非常愤怒，威胁腓特烈要剥夺他的继承权。直到利奥波德皇帝和英王威廉三世出面调解，父子关系才逐渐解冻。几个月后，大选侯逝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大选侯不可能给腓特烈传授足够的政治经验。
腓特烈一世为了不重蹈父亲的覆辙，决定竭尽所能培养继承人的军政才干，并且努力为其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施展才能的平台。腓特烈.威廉小时候就被带到各个政府部门学习。腓特烈.威廉幼年时顽劣不堪、桀骜不驯，让他的老师十分苦恼（据说他“受尽折磨”的家教琼.菲利普.瑞伯尔认为做一个奴隶都比做王储的家教来得轻松），但是腓特烈.威廉在父亲面前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1709-10年的东普鲁士饥荒期间，父子关系一度陷入危机，王子公开反对父亲无能、腐败的亲信大臣。腓特烈一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没有同儿子决裂，也没有过分示弱，而是逐渐将权力移交给儿子。腓特烈一世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可以说国家其实是由父子共同管理的。但是父子的和解并没有使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改革决心动摇，他继位后不久就将父亲创建的巴洛克风格的政治文化尽数清除。腓特烈.威廉时期的政治成就——从东普鲁士的重建到肃清吏治、扩大粮仓，都可以看做是对腓特烈一世时期的政府缺陷的修正。
霍亨索伦家族历史上的父子之争从没有腓特烈.威廉一世同其子腓特烈大帝之间的冲突那样情感激荡，心情澎湃。冲突部分源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独裁作风。由于他在父亲面前十分恭敬，甚至被迫参加集会时也是如此，所以腓特烈.威廉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继承人如此叛逆。同时，腓特烈.威廉难以将他个人同他取得的政治成就区分开来，所以对他个人的不服从会被他视为对其历史成就、对其国家的不服从。在他看来，如果继承人不能继承他的信仰、思想、爱好和厌恶，总之，如果继承人不是他的翻版的话，他辛苦取得的成就就会土崩瓦解。
但是腓特烈早年就难以满足父亲苛刻的要求。他几乎没有一点军事天赋——时常从马背上摔下来并且畏惧枪炮声。腓特烈举止文弱，头发凌乱，经常熬夜，喜欢独处，经常被发现在母亲或姐姐的房间里读小说。腓特烈.威廉为人直率，诚实地近乎苛刻，但是腓特烈言辞婉转，晦涩，似乎他很早就学会在父亲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个性。国王在1724年说：“我很想知道这颗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东西，不过我确信他不想跟随我的脚步。”腓特烈.威廉的解决方法是安排王子做一系列繁重的事务——参加阅兵式、检查团、政务会议等——他的时间表被安排地满满当当。腓特烈.14岁时，帝国公使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泽肯多夫伯爵（Count Friedrich Heinrich vonSeckendorff）在一封信中写道：“王子虽然还很年轻，但是看起来十分苍老、憔悴，好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但是泽肯多夫似乎并不认为这些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它们反而史阿腓特烈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强烈。他反对父王的手段更加高明狡黠。
1725年夏，在检阅马格德堡军团时，国王问腓特烈为什么总是迟到，他其实是睡过了头，不过谎称他在穿戴好之后要向上帝祈祷。国王说他应该在穿衣时就念祷辞，而小腓特烈又说：“陛下以前确实认为一个人独处时才可以祈祷，而且必须为祈祷特意留出一些时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遵从上帝的旨意而非人的命令。”
直到腓特烈16岁（1728年），他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他顺从父王的旨意，尽好自己的职责，面容冷峻，深不可测。私下里，他时常演奏长笛，创作诗文，四处借债。在他的胡格诺老师杜汉（Duhan）的帮助下，腓特烈读到了许多法国作品，多是倡导启蒙、开明、理性哲学的作品，这些书同父王的世界观截然不同。意识到儿子正在疏远自己，腓特烈.威廉变得更加暴躁。他时常公开殴打、羞辱腓特烈：在一次暴烈的殴打之后，腓特烈.威廉一世对王子吼道，如果他（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父亲如此虐待他的话，他或许会自杀（言外之意腓特烈是个懦夫——译注）。
父子之间的冲突逐渐延伸到政治领域。1725-7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和王后索菲亚.多罗特娅（SophieDorothea）同英国协商腓特烈同英国公主艾玛莉亚（Amalia）以及腓特烈的姐姐威廉明妮（Wihelmine）同威尔士王子之间的婚事。但是哈布斯堡家族担心这会使英国同普鲁士结成同盟，所以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与此同时，柏林也形成了一个亲帝国派，以帝国公使泽肯多夫和国王的亲信大臣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格伦布考（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为核心，他们又从维也纳牵来一条红线。
但是王后索菲亚极力反对这一“阴谋”，她认为同英国联姻能把他的孩子以及霍亨索伦家族的利益同汉诺威威尔夫家族及大不列颠的利益联结起来。不过她的这种追求也体现了王室中的女性成员争夺政治权力的微弱努力。随着英国、奥地利、普鲁士、汉诺威编织的这张大网的扩大，柏林宫廷中又产生了政策分歧。腓特烈.威廉一世不想同奥地利决裂，因此撤回了婚约并且同格伦布考和泽肯多夫一起反对王后，但是王子腓特烈倒是更倾向于母亲计划的婚姻。毫无疑问，腓特烈.威廉一世是获胜者，婚约被取消。这同17世纪30年代选侯格奥尔格.威廉时期的事倒是很像，王子（未来的大选侯）也不想同一位奥地利公主成婚。
英国婚姻冲突构成了腓特烈逃亡计划的大背景。1730年8月，腓特烈试图逃离普鲁士，这是霍亨索伦家族史上最具戏剧性也是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一。
王子此举并不是受对政治斗争的厌恶或是对婚约取消的失望而驱使的，当然，他根本就没有见过“梦中情人”艾玛莉亚公主。1729-30年间的冲突使腓特烈对父亲的怨恨达到了顶峰。腓特烈计划在1730年的春末夏初逃离普鲁士。王家禁卫军的一个年轻军官，26岁的汉斯.赫尔曼.冯.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打算协助其出逃。卡特举止文雅，聪颖智慧，热爱绘画，是腓特烈的挚友，当时的一部传记称他们俩“关系暧昧”，“甚至像一对恋人”。但是逃亡出师不利。他们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怀疑，国王命令王子的家教和仆人对腓特烈严加看管，卡特试图动用军人的通行许可同腓特烈逃离王宫，但是很快他的通行许可就被剥夺，可能是因为国王已经发现他参与其中了。不久，腓特烈陪同父王外出前往南德意志，他仍然伺机实行逃亡计划——这一鲁莽行为差点使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8月4日夜，他试图从营帐中溜走，一个佣人发现了，腓特烈很快就被抓获，翌日早晨，腓特烈.威廉一世得知了此事。
腓特烈.威廉一世将腓特烈关押在库斯特林城堡中，三十年战争期间，大选侯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凄凉的童年，腓特烈被关在一个地牢里，穿着麻布囚服，看守他的卫兵不得回答任何问题，腓特烈读圣经用的蜡烛会在晚上七点被吹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腓特烈受到了严密的审讯。克里斯蒂安.奥托.米留斯（ChristianOtto Mylius）,首席审判员，被任命为这一事件的诉讼法官，国王给了他一张清单，上面有180多个问题。包括：
179：他（指腓特烈）认为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180：一个密谋逃亡并使自己蒙羞的人该是什么下场？
183：他认为他是否还有资格成为国王？
184：他的生命是否应该得到宽恕？
185：如果活命，他会失去所有的荣誉，无权继承王位，他是否甘愿以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都接受的方式公开放弃继承权来换取自己的苟且偷生？
这些问题透露出一种激愤、痛苦、神经质的口气，并且含糊地表达了腓特烈.威廉一世判处腓特烈死刑的决定。这确实是国王当时的心理状态。对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来说，不服从绝对是对他最大的冒犯。毫无疑问，判处儿子死刑似乎很符合腓特烈.威廉的一贯作风。不过腓特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倒很有戏剧性。对于第184个问题，他只是说他听从国王的意志；对第185个问题，他回答说，他的生命对他来说并不珍贵，但是陛下一定不会对他那么残酷。王子这些机智的回答显示了他惊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使面临一个未知的未来。
在决定腓特烈的命运之前，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怒火发泄到了他的朋友身上。腓特烈两个亲近的军人伙伴，斯潘恩（Spaen）中尉和因格尔斯莱本(Ingersleben)中尉被关进监狱。多丽丝.里特尔（Doris Ritter）,一个波茨坦市民16岁的女儿，腓特烈的小情人（腓特烈的多情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译注），被处以鞭刑，并在波茨坦的大街上游行，后被关在施潘道，1733年释放。
卡特成了最悲惨的发泄对象。他的命运似乎成了传奇，并且在霍亨索伦家族的历史中占据了很特殊的位置。特别军事法庭被指派审问卡特，但是他们不知如何定罪，最终勉强判处卡特终身监禁。腓特烈.威廉一世废除这一判决，要求判处卡特死刑。他在1730年11月1日的一条敕令中陈述了他的理由。在他看来，卡特试图擅离宫廷禁军的职守，甚至协助王储的叛国勾当，他已经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他理应受到最残酷的刑罚，即用铁熨斗将其四肢撕裂，最后绞死。但是考虑到他的家族关系，最终决定处以斩首，11月6日在库斯特林城堡的牢房外进行。
卡特起初相信国王会赦免他。他给腓特烈.威廉一世写了一封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保证以后会尽全力为王室服务，并且乞求国王开恩。然而这封信石沉大海。11月3日，一支禁军分队在军士长冯.沙克（von Schack）的带领下，启程将卡特押往三十公里外的库斯特林。路上，沙克提醒卡特给他父亲写封遗书，“其父对卡特的遭遇十分痛心”。卡特被也允许独自在营帐中写信。不久沙克走进营帐发现卡特在里面不停踱步，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悔恨，“他不知如何才能表达他的悲伤”。同沙克几句交谈之后，卡特才写好一封信，开头如下：
“我的父亲，想起这封信会使您的内心极度痛苦，泪水几乎溶解了我的躯体；您希望我有幸福的生活，希望能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然而这些愿景永远地成了泡影……您的努力还没有结出果实，我就不得不在春天凋零了……”
死刑前一天，卡特在库斯特林城堡中过夜，随行卫队中的牧师，他的友人都来为他唱颂歌、念祷辞。三点钟，他脸色骤变，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但是在睡了两个小时之后，他又恢复了活力。11月6日早上7点，他被押送至刑场，这里已堆好了一个小土丘。牧师贝塞尔，被委托为卡特作临刑祷告，他说卡特和腓特烈之间曾有过短暂的交谈（腓特烈可以从牢房的窗子看到死刑的执行）：
“卡特在刑场上焦急地寻找腓特烈，终于透过城堡上的窗户看到了关在里面的挚友，他用法语谦恭友好地向腓特烈说了几句话，言语中几乎没有多少悲伤。宣读完判决书后，卡特的上衣、假发、领结被脱掉，他跪在沙丘上，哭道‘愿主接受我的灵魂！’他用这种方式将灵魂托付给了神父，行刑人科布伦茨（Coblentz）手起刀落，卡特的脑袋滚落到地上，除了令人颤抖的鲜血和尸体外，这里什么都没有。”
卡特的死也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对腓特烈的惩罚。得知卡特即将被处死的消息，腓特烈乞求国王准许他用王位甚至自己的生命交换卡特的生命。王子被迫透过监狱的窗户观看行刑，卫兵们将他的脸贴到窗户上。卡特的尸体下午两点才被清理掉。卡特的死是腓特烈命运的转折点。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怒火渐渐冷却，他开始关注王子的未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腓特烈.威廉一世逐渐取消了对腓特烈自由的限制，他被允许离开城堡，住在库斯特林城镇中，并且要参加当地的军事和地产会议（总理事会的分支机构）。腓特烈表面上同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解了。他按一个忏悔者的方式顺从行事，在库斯特林要塞中过着单调的生活，并且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学习行政理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答应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迎娶了布伦瑞克-比尔恩（Brunswick-Bevern）公主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Elisabeth Christina），她是哈布斯堡玛利亚.特雷西亚的表妹。这是帝国一次很重要的外交胜利。
腓特烈生命中的这一段悲惨经历是不是改变了他的性格？当他看到卡特被斩首的场景时昏厥了过去，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非常害怕，精神上极度痛苦，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死期也快到了，1730年的事变是否使腓特烈成了一个表里不一、尖刻暴烈，并且将自己的内心锁在一个坚硬的外壳中的人？还是说这仅仅是增强了他少年时即有的自我伪装能力？
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事件对腓特烈日后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奥地利不仅导致了同英国联姻计划的破产，甚至还牵扯进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危机。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宫廷政治错综复杂，帝国公使泽肯多夫伯爵曾呈递给腓特烈.威廉一世一份文件，上面提到他应加强对顽劣的王子的管教并且应该恢复王子的名誉。
1732年，腓特烈警告首相格伦布考：“如果我不得不同她（伊丽莎白）结婚，她以后一定会被我抛弃。”腓特烈在1740年继位后确实这么做了，伊丽莎白在他的公众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若有若无的边缘角色。
对腓特烈来说，奥地利皇室确实对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室的影响不仅是政治问题，还是他的个人问题。1730年的事件更加深了腓特烈对奥地利的不信任，也增强了腓特烈对法国文化、政治的亲近。确实，18世纪30年代，腓特烈.威廉一世在对奥政策上感到了很大的挫败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父子的和解。
更正一个错误，腓特烈大帝的妻子伊丽莎白不是特雷西亚的亲戚，应该是查理六世皇帝的伊丽莎白皇后（来自不伦瑞克）的亲戚。
by 北美狼群
来自 普鲁士吧搬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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