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on kingdom》宗教和外交
能否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新教外交政策”？强权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家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即使是在“宗教斗争时代”，他们认为国家对地区安全的需要还是高于对宗教团结的需要。天主教法国支持新教联盟反对天主教奥地利；路德派萨克森同天主教奥地利一起反对路德派瑞典。宗教联盟很少坚固到可以压倒其他利益考量——1618-20年间，弗里德里希五世治下的加尔文派普法尔茨为了新教利益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当然这种情况非常稀少甚至相当罕见。
但是这一观点很容易使人将外交政策误解为一种公式化的利益计算，也易使人忽视宗教在外交中的关键作用。宗教在王朝之间的联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部分因为它们往往同领土扩张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新教统治者都将他们自己视为新教共同体的一员。这在大选侯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1667年的政治遗嘱中告诫继承人要同新教地区的行动保持一致，并且要对皇帝的野心保持警惕，捍卫新教的独立与自主。宗教因素在行政机关内部的政策分歧中作用更加明显。1648年，勃兰登堡枢密委员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Striepe）指出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法国首相，枢机主教，在任期间巩固专制王权，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译注）对新教充满敌意，而且他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法国天主教的势力。17世纪60年代，法国加尔文派信徒受到的迫害加剧，选侯致信路易十四表达了他对加尔文派信徒的关切。17世纪70年代，腓特烈.威廉加入反法联盟，防止荷兰共和国这个北部欧洲的加尔文主义的中心向法国屈服。地缘政治和法国的财政援助又使腓特烈.威廉在17世纪80年代初回到法国的同盟中去，但是出于对备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同情，他又在1686年重建了勃兰登堡——帝国同盟。
宗教团结并不只是针锋相对的武装对抗，为宗教难民提供庇护所或其他形式的帮助也是手段之一。其中的典型当数1685年大选侯颁布的《波茨坦诏书》，邀请法国加尔文派的受迫害难民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定居。这是腓特烈.威廉对法王废除《南特敕令》（1598年颁布，承认了法国加尔文派的合法权利）的回应。约有20000多法国加尔文派难民来到勃兰登堡定居。他们多是归正宗信徒中比较贫穷的人——其中的富人大多都去了经济更加发达的英国和荷兰等国。他们的重新定居得到了勃兰登堡政府的支持（这同英国和荷兰政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为其提供了资金援助、低价住房、税收豁免、低息贷款等多种服务。当时勃兰登堡的人口还未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国家急需有才能的勤劳的移民，这项政策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过其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这一行动深深地刺痛了法国（当然这也是勃兰登堡的目的之一），也为勃兰登堡赢得了德意志地区新教徒的支持。
注：法王在一份给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外交辞令中斥责腓特烈.威廉强行阻止法国的“新教臣民”回国“认罪”，并且警告腓特烈.威廉除非他立即停止这种侮辱，否则“我（指路易十四）将不得不做出腓特烈.威廉不愿看到的决定”。
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不对称现象：二十多万受到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逃离法国，只有1/10在普鲁士定居了下来，然而只有大选侯比其他君主更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提升自己名望的机会。《波茨坦诏书》因而被置于一个高尚普世的道德高度（一定程度上也是误解），被称为普鲁士宗教宽容的里程碑而被世人称赞。
波茨坦开展的这场“宗教权力政治”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也使其成了霍亨索伦家族治国理政的一种新常态。1704年4月，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道公告，宣布他决定协助奥朗日公国（Orange）境内受压迫的法国加尔文教徒，奥朗日是法国南部的一块飞地，霍亨索伦家族意图攫取其继承权：
“几年前，我们穷苦的兄弟遭到了法国无耻的迫害，对上帝以及上帝的教堂的热情促使我们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与肉体，促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以仁爱之心收留他们。而另外一些同胞而今不得不离开奥朗日公国，不得不抛下他们在那里拥有的一切，我们甘愿承担起更伟大的责任与义务，愿意用同样的仁爱之心对待我们的同胞……或许他们能在我们的庇护下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注：奥朗日公国原来处在奥兰治家族的威廉三世的控制下（1672年任荷兰执政，1689年起任英国国王），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时无子嗣。腓特烈一世的母亲奥兰治的路易斯.亨利埃特是威廉三世的祖父腓特烈.亨利（1625-47年间的荷兰执政）的长女，因此腓特烈一世是奥朗日公国最有力的继承人，而当时对母系继承权是存在争议的。1682年路易十四占据奥朗日，但是这一问题直到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才得到解决。
这份诏书夹杂着动人的修辞和冷酷的自私。公告传递出的仁爱同攫取土地的野心相交融。此外，在一份给枢密委员的指示中，国王强调除了为难民们提供住处，还要尽快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只有这样国王才能尽快从他们的劳动中牟利”。
在当时的欧洲，宗教团结只有在个别时候才能成为外交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宗教冲突的力量被帝国议会的二元结构放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当显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帝国议会处理宗教问题时应分成一个新教集团（corpus evangelicorum）和一个天主教集团（corpuscatholicorum）。这一设计的意图（被称为“itio in pasters”）是要保证两个教派都能在没有对方干扰的情况下争论微妙的宗教问题。这一措施的实际作用是创造了一个公开表达宗教不满的全地区性的公共论坛，对新教来说尤其如此，相对于占据优势地位的天主教，新教更需要教徒们的团结行动。
腓特烈.威廉一世对萨尔茨堡一场宗教冲突的干预充分显示了这种机制的作用。1731年，居住在萨尔茨堡平茨高（Pinzgau）和蓬高（Pongau）河谷地带并以新教徒自居的2万居民对萨尔茨堡天主教的政治和文化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许多传教团都没能使这帮农民放弃他们的异端信仰，因此大主教安东（Anton Firmian）决定将他们驱逐出境。富裕的主教政权机关同半开化的蛮勇的新教山地农民之间的这场冲突引起了帝国议会中新教集团的注意。支持农民的手册和大幅印刷品四处传播。萨尔茨堡的天主教机关针锋相对地反击。双方都出版了大量有关此事件的文章，萨尔茨堡事件持续发酵。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觉察到了此事件中的契机。普鲁士的立陶宛地区（普鲁士公国东部边界）急需农民来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地区还未从1709-10年的瘟疫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皇帝试图在帝国中扮演宗教冲突中间调解人的角色，而腓特烈.威廉一世意图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建设成新教徒的庇护所，以此来暗中挑战皇帝的图谋。因此，腓特烈.威廉一世决定在勃兰登堡-普鲁士重建萨尔茨堡新教徒的势力。
然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计划在一开始貌似并无胜算。萨尔茨堡大主教绝不会放任臣民出走；他打算在阿尔卑斯山脉用武力镇压新教徒的骚乱——甚至一度向巴伐利亚和皇帝请求军队支援。但是皇帝这一次向腓特烈.威廉一世伸出援手。查理六世皇帝为了让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继承皇位，需要争取勃兰登堡选侯的选票。腓特烈.威廉一世与帝国达成了一笔交易：作为对腓特烈.威廉一世支持玛利亚继位的回报，皇帝答应向萨尔茨堡大主教施压迫使其允许新教居民移民东普鲁士。
1732年4月至7月，26批次的萨尔茨堡人——每批约有800人——背井离乡穿过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来到普鲁士，离开家乡的山地来到普鲁士-立陶宛的平原。这场移民轰动一时，身着阿尔卑斯山风情服饰的人群步履蹒跚但坚定地穿过新教城镇向北进发，这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农民和市民给了孩子们不少食物、衣物和其他用品，也有些人在窗边向下投撒钱币。这不禁使人想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的情境。宗教宣传物如潮水般涌现，盛赞移民者的坚定信仰以及腓特烈.威廉一世虔诚的灵魂，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普鲁士俨然已成受压迫人民的庇护所。1732-33年，67个德意志城市出版了300多种书籍（不包括期刊）。18至19世纪，各种布道、手册、小说、戏剧不厌其烦地传颂着萨尔茨堡移民的传奇。
这次移民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勃兰登堡-普鲁士来说是一次很巧妙的价值观宣传。这也是普鲁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萨尔茨堡新教徒并非加尔文宗信徒，而是路德教徒。虔敬派所推崇的那种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建设成新教的统一领袖的设想如今在帝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BY（待补充）
来自 普鲁士吧搬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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