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on kingdom》腓特烈大帝的人格
1740年12月16日，腓特烈二世率领27000名士兵离开勃兰登堡，越过防守孱弱的哈布斯堡西里西亚边境。虽然时值冬日，但普鲁士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西里西亚，期间只遭遇了很微弱的抵抗。1月底，仅六周时间，西里西亚几乎全境都落入了腓特烈之手。这场入侵是腓特烈一生中最重要的独立政治行动。国王当时未听从外交、军事顾问的劝阻，一意孤行作出这一决定。夺取西里西亚深刻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使普鲁士的外交形势变得空前严峻。腓特烈非常清楚这次突袭会对国际舆论产生多么惊人的冲击，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场冬季战役之后，欧洲会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化。
也许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位一手挑起西里西亚战争并且担任霍亨索伦领地保护者46年之久——几乎同其著名的祖先大选侯一样长——的人有什么人格特点。这位天赋秉异且坚忍不拔的君主的人格魅力不仅令时人，也令史学家们为之倾倒。但是对国王的人格做出精确的判断并不是一件易事，虽然腓特烈十分健谈（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集多达三十卷），但是他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他的文章和演说反映出他对法国文学精神（esprit）的敬重——言简意赅且发人深省，但其语气却是博学、诙谐、反讽甚至略带嘲弄的。但是腓特烈的回忆录和政治文书中又时常充斥着矫揉造作的讽刺诗和冷静理性的散文，这又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毫无疑问，腓特烈的个人才能十分出众。腓特烈一生都酷爱读书：费奈隆（Fe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神学家、文学家，支持教育自由，反对强迫新教徒改信天主教的行径，后触犯法王，被赶出宫廷，后来又因倾向于静修派而遭到法国教会谴责，他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自由主张对法国文化影响深远，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莫里哀（Moliere,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演员，首创法国现实主义喜剧，其作品描述了17世纪法国社会的所有阶层，充满幽默和对人类罪恶、虚伪和愚蠢的巧妙嘲讽，在一次表演中病倒，一天内死于出血，但被拒绝圣葬）、培尔（Bayle,1647-1706，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早期代表，用怀疑论批驳从理性上论证宗教教义的哲学体系，这种煽动性的批驳方法后来为狄德罗《百科全书》的撰稿者所仿效）、布瓦洛（Boileau,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浪漫主义美学的主要开创者，其论著树立了法国和英国文学的古典标准）、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拥护天主教统治，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新教，捍卫法国教会权利，反对教皇权威，擅长辩论，鼓吹绝对君权）、高乃依（Corneil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古典悲剧大师，曾与莫里哀合作，后因爱情问题而决裂）、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洛克（Locke,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反对“天赋观念”论，主张世界的知识仅能从经验中获得，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奠基者，倡导君主立宪制）、沃尔弗（Wolff,1679-1754m德国哲学家，数学家，继承莱布尼茨的哲学并将其系统化，强调理性思想和数学方法）、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微积分，数理逻辑的先驱）、西塞罗（Cicero,106BC-43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支持共和制，西塞罗修辞学的创始人）、凯撒（Caesar,100BC-44BC,罗马将军、政治家、独裁者，著有《高卢战记》等作品）、卢奇安（Lucian,120-180,古罗马作家、无神论者，作品多用喜剧性对话体裁，讽刺和谴责各派哲学的欺骗性及宗教迷信、道德堕落等）、贺拉斯（Horace,65BC-8BC,拉丁抒情诗人和讽刺作家，受屋大维赏识，取得桂冠诗人的地位）、格雷斯（Gresset,1709-1777，法法国诗人，剧作家）、卢梭（Rousseau,1712-1778,法国思想家、哲学家，主张“社会契约论”、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深远影响），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反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提出“三权分立”）、塔西陀（Tacitus,56-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李维（Livy,59BC-17AD,罗马历史学家，作品大多失传）、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萨鲁斯特（Sallust,86BC-34BC,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拉丁诗人、哲学家）、内波斯（CorneliusNepos,100BC-25BC,罗马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著作，都是他的阅读对象。他总是在阅读新书，不过那些对他意义非凡的作品他会反复品读。都是德意志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盲点。腓特烈这位68岁的暴躁的老人，曾将德语斥为“半野蛮人”的习语，并说即使是天才作家，也“根本不可能”用德语创作出什么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这简直是18世纪最放肆的文学批评。国王还写道：“德语作者们热衷于将成堆的插入语插入到插入语之中，很多时候读完这一页你才能找到某个句子的关键词”。
腓特烈迫切得需要书籍的陪伴和激励，他有一个“战地图书馆”以供他战时的读书之需。写作（基本上都是用法语）同样重要，这不仅是他用他人交流思想的方式，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他总是想兼有战士的勇武、适应能力与哲学家的批判性思维。这两种人格的结合能概括成他年轻时的自称——“哲人王”（roi philosophe）——这个称呼说明这两种角色都不是他的全部：他时而为王，时而为哲人。在他军事生涯的低谷时所写的信件带有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色彩，并且体现出他相信命运会庇佑他走出困境。但是在一些有关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文章中，又体现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的自信和权势。
腓特烈又是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他对长笛的偏爱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没有哪种乐器比长笛更能代表法国的文化强势。腓特烈时常演奏的横向长笛是法国乐器工匠的最新创造，他们将老式的圆柱形六孔长笛改造成了精巧且具有多种功能的巴洛克风格的圆锥形乐器。18世纪早期最出色的长笛演奏家都是法国人。法国作曲家——菲利多尔（Philidor）、巴尔（de la Barre）、多内尔（Dornel）、蒙特克里尔（Monteclaire）-支配着长笛的所有表演门类。这种乐器或许成了腓特烈以及当时许多德意志人向法国文化强势靠拢的象征。国王十分重视他的长笛演奏。他的私人教师，技艺精湛的长笛家、作曲家克万茨（Quantz），一年的工资有2000塔勒，几乎同王国中的高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当——与之相反，巴赫（Carl Philipp Emmanuel Bach）,著名作曲家，腓特烈拨弦琴乐手，其工资只相当于克万茨的一小部分。腓特烈夜以继日地练习、演奏长笛，几乎到了完美主义强迫症的地步。即使在战争期间，夜晚的军营里仍然充盈着婉转的笛声。他同样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作曲家，虽然他的作品谈不上出类拔萃，但也不乏优美与雅致。
腓特烈的政治著作与其统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其思想中心就是普鲁士国家权力的巩固与扩张。尽管有一个引人误解的标题，腓特烈的早期作品《反马基雅弗里》明明白白地将他后来的突然袭击和“战争利益”置于合理地位，（其他国家的）合法权利却是受到质疑的，而国王的理由十分正当——他有责任付诸武力来维护国民的利益。而分别在1740年、1756年夺取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蓝图就更不必多言了。而他的两份政治遗嘱（分别在1752年和1768年完成）就更加直白了，他在上面传达了对继承人的教诲。他在第二份政治遗嘱中冷酷（sang froid）地指出占领萨克森和波兰普鲁士（将东普鲁士同勃兰登堡、东波美拉尼亚隔开的地区）对普鲁士有多么“有用”，如此便可以使普鲁士的边境“更加圆润”，并且增强王国东部边境的防御。其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解放宗教同胞或是捍卫祖先权利的话语，有的只是对扩张的纵情狂想，在这一点上腓特烈十分像一位历史学家批评他的那样——是一个“国际政治虚无主义者”。
腓特烈还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史学家。总的来说，《勃兰登堡家族历史》（1748年2月完成）、《我这个时代的历史》（初稿完成于1746年）、《七年战争史》（1764年完成），以及他在《胡贝图斯堡和约》及第一次瓜分波兰之间十年中所写的回忆录（完成于1775年）第一次对普鲁士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作出了广泛的记述，尽管里面的一些观点略显肤浅。腓特烈的历史作品及回忆录塑造了对于他那个时代——及其祖先的历史知觉。在腓特烈二世的遗嘱中，存在于大选侯及腓特烈.威廉一世遗嘱中的对历史变迁的强烈意识上升到了自觉的高度。或许这是因为腓特烈的世界观中并不存在上帝祝佑的思想，这使他不可能将他自己及他的作品置于永恒的真理、规则、预言之中。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政治遗嘱（1722年2月完成）的结尾虔诚地祝愿子孙后代能在“上帝及耶稣基督的佑助下”繁荣昌盛“直到世界尽头”，腓特烈1752年的政治遗嘱开篇即体现出他对所有历史成就偶然性和短暂性的释然面对：“我明白死亡之时，万事皆空，宇宙万物都要遵从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法则。”
纵观腓特烈一生，他几乎完全没有同时代人所拥有的虔诚。他激烈地反对宗教：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将基督教描述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幻想故事，充斥着奇谈怪论和各种自相矛盾的谬论，基督教本是东方人的狂想，后来传入我们欧洲，一些狂热的信徒接受了它，其中有一些阴谋家假装信服其教义，但是许多蠢货却是确确实实沉溺其中”。他在性道德问题上也不甚约束。伏尔泰的回忆录记录了一个因沉溺和母驴交媾而被判处死刑的男子。但是腓特烈却亲自免去了他的死罪，因为“在他的国土上，一个人的道德和生殖器都享有自由”。且不说此事是真是假（伏尔泰关于这些事的记载并不完全可靠），但它至少反映了花花公子在腓特烈时代是相当普遍的。朱尔斯（Jules Offray de la Mettrie）曾是腓特烈宫廷中的红人，他写了一篇实利主义论文——《人体机器》（l’Homme Machine），详细阐述了人类只不过是一个两头有括约肌的消化道的理论。他在柏林暂住期间写了两篇格调低俗的文章：《性高潮的艺术》（l’Art de jouir）和《大屌小男人》（Le Petit Homme à grunde queue）。巴克拉德（Baculard d’Arnaud）,腓特烈另外一个法国客人，写过一篇叫《fucking的艺术》（l’Art de foutre）的文章；而腓特烈本人甚至也写过一首探讨性高潮快感的诗文（可惜已失传）。
腓特烈是不是同性恋？伦敦出版的一部以假名发表的秘史说这位普鲁士国王豢养了一些娈童，时常同他们鸡奸，一天中有男童在固定的时间来为他服务。而薄情寡义的伏尔泰——他曾经用非常露骨的语言向腓特烈表达爱意——在他的回忆录披露国王有施虐倾向，他时常对男仆或“年轻的军校学员”进行大概一刻钟的“虐待”，虽然其手段残暴，但是“并未同他们发生肉体关系”，这是因为腓特烈一直未能从童年的阴影中恢复过来，童年时的他“完全无力扮演支配者的角色”。而德国的传记作者则激烈反驳，强调年轻时的腓特烈是一个热烈的异性恋。很难说哪种观点更接近实情。伏尔泰的作品是在他离开国王后面向格调低俗的法国读者而写的。而关于腓特烈早期“情妇”的传闻几乎全部来自宫廷流言。腓特烈确实向格伦布考（Grumbkow）——士兵王宫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大臣——坦露过心声，说他对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也不会考虑结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现国王的性史；他可能在继位之后甚至更早就戒绝了性行为（无论是同哪个性别）。即使他并没有这么做，但他确实谈论了这个；腓特烈也时常在宫廷中对同性恋作善意的逗弄。
腓特烈的宫廷中只有男性化的气氛，突出的男性化是腓特烈狭隘的社交圈子一直以来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腓特烈的宫廷其实是士兵王时期令他深恶痛绝的“香烟会议”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1713年后的那种宫廷男性化并没有复辟，但是在一些方面这种趋势确实是加强了。也只有在腓特烈作为王储待在莱茵斯堡（Rheinsberg）时,女性才可能出现在他的宫廷社交中。但是他并没有为异性婚姻预留多少空间。况且腓特烈是否同妻子——布伦瑞克-贝弗恩（Brunswick-Bavern）的伊丽莎白（Elisabeth）完婚尚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腓特烈继位以来，他就断绝了同妻子的社会关系，将她置入暮光地带，她依然拥有王后的权利和威仪，有一个狭小的私人住处（一笔寒酸的开支），但她就是很难同国王取得联系。
腓特烈的做法同当时的普遍选择不同：他没有同妻子离婚，也没有将她驱逐出境或是另寻情妇。相反，他并没有将她看作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体，恐怕在他眼里，妻子仅仅是比“机器”高级一点。1745年起，她就从无忧宫中消失了，其他女性有时也会出现在国王优雅的夏宫中，但其中并不包括他的妻子。1741年至1762年的20年中，腓特烈只为伊丽莎白庆祝过两次生日。虽然她依旧能掌管柏林宫廷中的一些事务，但她的生活视野还是逐渐收缩到了她在Schonhausen近郊的住处周围。1747年，31岁的伊丽莎白在信中说她在“平静地等待死亡，在这世上她已无事可做，上帝可能很愿意带我离开这里。。。”腓特烈同她之间的信件中充斥着冰冷的礼节和冷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1763年从战场归来时（夫妻已分别多年），对妻子的问候仅仅是一句“夫人似乎变胖了”。
但是这些能否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腓特烈”？腓特烈的外在人格并未将真实作为一种美德。对于严父的命令，“做一个诚实的男孩，只做一个诚实的人”，青少年时的腓特烈却是用、狡猾、做作的礼仪，扭曲的姿态以及虚伪的外表来回应父亲的。在他1734年写给胡格诺派老师杜汉的信中，他将自己比作一面镜子，只有反射周围物体的义务，却“不敢自然地做回自己”。自我消弭的倾向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体现在他战时书信中的故作坚忍中，体现在讽刺诗和艺术作品中对亲信的疏远中，也体现在他思考政治事务时将他个人融入到抽象的政权机构的倾向中。甚至是腓特烈狂热的工作热情都可能是他逃避闲暇带来的自我感知的方式。腓特烈为了防御父亲的严苛制度而设下的“保护膜”从未解体。腓特烈一直都是一个厌世者，对人性堕落感到痛心，对生活感到绝望。但是同时，他又以惊人的精力构建着他的文化之都。他日夜不停地练习长笛，直到牙齿掉光，长笛的吹孔被岁月的风沙掩塞。他一遍遍地阅读罗马经典（法文版），坚持锻炼法文书写能力，广泛浏览最新出版的哲学著作，并且不断招募同伴（同自己交流）填补那些因去世或结婚而离开他的人留下的空缺。
By北美狼群
来自 普鲁士吧搬运组
【搬运】破幽天空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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